采写灯塔学院编辑彭思思嘉宾李明越
李明越
伦敦政治经济学院
社会人类学大二在读本科生
坊间有这样一种说法——让一个人类学的学生闭嘴的最好方式就是问他：“什么是人类学？”自进入LSE学习社会人类学以来，我也无数次面对这样的提问。
实际上，人类学是门包罗万象的学科，它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的研究。而在人类学下有种众多的分支，而我所学的叫作社会人类学（美国称“文化人类学”），主要研究和比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，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。
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理念或者内核是，文化是多元的，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。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尽可能靠近地观察和展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，不同的思考方式，同时避免粗暴的评判。
比如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是生离死别，而在墨西哥却有亡灵节这样的节日来纪念逝者。这些“不同”之间没有谁对谁错，谁好谁坏，社会人类学只期望通过全面发掘这些“不同”背后的社会结构、历史乃至于权力关系，更好地理解不同的文化，从而批判性地提问并反思我们现在的生活。
文化的表现和保存形式多种多样，包括影视、文学、建筑等等，其中博物馆是最理想的机构，在这里既可以看到某种文化的纵向演进，也可以看到多种文化的横向比对。我和社会人类学的不解之缘也就是从博物馆开始。
高中时我在英国的巴斯上学。巴斯是英国唯一一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，因此这里有着众多的博物馆，出于丰富课余生活的目的，我在一家建筑博物馆工作了两周的时间。在这期间系统的学习了博物馆的相关知识，有时还会帮助馆长撰写杂志上需要刊登的内容，并尝试做讲解。这段不长的博物馆义工经历，让我发现博物馆是一个高度依赖义工的文化教育机构，我也对博物馆的核心运营模式以及盈利方式产生了好奇。
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博物馆的运作，我又一次报名申请了博物馆义工。这一次，我选择了一家我特别喜欢的博物馆——东亚艺术博物馆。这是英国博物馆中除伦敦以外，中国藏品最密集的一家博物馆。我在那边工作了大概两年的时间。
两年的义工经历中，有位十分年迈的老先生令我印象十分深刻。我所在的博物馆内有一个每半年会换一次的小展馆。当时展馆的内容是“文物修复”，会展示一些诸如“瓷器碎了断了应该怎么拼接”“剑生锈了应该怎么做”这类的知识。
这位老先生看到其中一个版画，上面印有几个汉字，便问我：“这上面的字写的是什么？”我上前仔细辨认，但因为年代久远且多是残片断章，我很难认清，只得对老先生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没法帮您。”
老先生说：“我以为你是中国人，你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啊，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。”
老先生的话一下子敲醒了我，令我感触良多：原来在博物馆，人与人交流的不通畅，不是语言的障碍，也不是态度上的问题，其实是知识层面的问题。又何止是在博物馆里，世界文化间的交流不也是如此吗？
我们常说：“一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，一言一行都被标上中国人的标签”，与老先生的对话，让我发现我对自己国家与文化的了解是那么匮乏，如果连我一个中国人都不清楚自己的文化，那我又怎么让别人去了解中国呢？
在博物馆里，我认识了很多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很了解的外国人，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交流中国的文化。我感受到自己身上小小的使命感，自此，我开始大量阅读中国文化相关的材料，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，也尝试着通过学校内的活动向大家宣传中国的文化。
那时候我所在的高中举办了一个“十磅挑战”的创业竞赛，校方会给学生十磅钱，学生可以利用这十磅钱挣到磅，乃至更多。当时我想，我不仅要参加这个活动，更要通过这个契机，把中国人的文化创新引进英国巴斯这座小城市。
经过反复研究，我决定选择瓷器，这个通常被视作中国文化标志的传统工艺作为切入口。因为家庭的关系，我对瓷器比较熟悉，我了解到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学生在陶瓷上的创新，将现代科技与瓷器的古代朝廷制法结合在一起。我想这恰恰是向外国同学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的一个窗口。
于是趁着回国的假期，我从景德镇的学生市场淘来了一些新式的瓷器，开学拿到学校来卖。我也抓住星期一早会的机会，向全校同学做了一次主题为“中国陶瓷的文艺复兴”的展示。在宣传中国文化的同时，我才体会到，只有了解他国的文化，才能明白人们对别国文化的偏见从何而来，才能更好地向他国解释自己国家的文化。
后来我开始学习IB课程（，IB课程十分强调国际化和包容性，课堂上总是充满着文化的碰撞。比如在讨论生死话题时，我就将苏轼的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，与美国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的诗句作了对比。在发掘中国文化内涵的同时，我也逐渐意识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有他独树一帜的地方，文化的魅力让我十分着迷。
我企图寻找到一条道路，能够让我挖掘不同文化背后的本质和影响因素，让我理解和欣赏世界上不同的文化。
就这样，我在寻找的过程中和社会人类学相遇了。“文化”已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关键词，我知道自己会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。
